（一）分企业所有制

2020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中，中央和国有钢铁企业18家，粗钢产量42071.2万吨，较2015年增长23.1%，比同期全国粗钢产量31.0%的增幅低7.9个百分点，占全国粗钢产量40.0%。从增幅上看，华菱集团、陕钢集团增幅分别超过80%、70%，中信特钢、广西柳钢增幅超过50%；从增量上看，中国宝武增量超过2000万吨，华菱钢铁、山钢集团增量1000万吨左右，三家企业增量占比超过50%。

2020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中，300万吨及以上的民营钢铁企业42家，粗钢产量36267.6万吨，较2015年增长43.3%，较全国粗钢总量增幅高出12.3个百分点，占全国粗钢产量的34.4%。从增幅上看，鑫达钢铁、东海特钢增幅分别超过300%、200%，裕华钢铁、河北天柱、九江线材、贵港钢铁、荣信钢铁、建龙重工等增幅超过100%。另有盛隆冶金、普阳钢铁等20家钢铁企业增幅超过全国粗钢产量增长。从增量上看，建龙重工和德龙集团增量超过1000万吨，东海特钢、陕西钢铁、盛隆冶金、沙钢集团等增量超过500万吨。

（二）分省市

从增幅上看，“十三五”期间，宁夏自治区增幅超过150%，黑龙江增幅超过130%，广东增幅超过90%，山西、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增幅超过70%。从增量上看，粗钢产量增长超过1000万吨的有河北、山西、广东、辽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安徽、江苏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河北省粗钢产量24976.95万吨，占全国粗钢产量的23.7%，较2015年增长6145.0万吨，高居首位，占全国粗钢产量增量的24.7%；山西增长2790.8万吨，占全国增量的11.2%；广东省增长1620.6万吨，占全国增量的6.5%。

（三）分企业规模

2020年粗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有24家，产量合计60263.7万吨，较2015年粗钢产量增长30.4%，与全国粗钢产量增速处于同一水平。粗钢产量前十位粗钢产量41292.2万吨，占全国粗钢产量39.2%，较2015年提高5个百分点。

（四）分企业竞争力

2020年12月，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了《钢铁企业发展质量暨综合竞争力评估（2020）》，其中，中国宝武、首钢集团、中信特钢、沙钢集团等被评为竞争力极强的A+级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合计45455.1万吨，较2015年增长28.2%，略低于全国粗钢产量31.0%的增速；占全国粗钢产量的43.2%，较2015年的44.1%略有降低。

（五）粗钢产量增幅比较

从企业看，300万吨以上民营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增长最快，“十三五”期间增幅高达43.3%；央企和国企增幅最小，仅23.1%；千万吨级以上钢铁企业和竞争力极强的A+级钢铁企业增幅基本与全国增速保持一致。

从区域看，河北、江苏、山东、辽宁和山西等省份位居2020年粗钢产量前五，其中河北、山西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分别达到32.6%、72.5%，其增量占全国增量比例分别为24.7%、11.2%。

（一）市场需求拉动

下游钢材消费市场的需求拉动是粗钢产量增长的第一动力。“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稳步增长，钢材消费持续增长，由2015年的6.68亿吨增长至2020年的9.85亿吨，增长幅度47.5%，年均复合增速达到8.1%，均高于粗钢产量的增长水平。未来，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下，钢材消费仍将较长时期保持高位波动，从而形成对粗钢产量高位波动的重要支撑。

（二）行业整合提升

“十三五”时期，中国宝武、沙钢集团、建龙重工、德龙集团等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兼并重组，对钢铁行业发展格局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推动集团化统一管控、专业化高效作业，从而大幅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实现高效益发展。例如，中国宝武以极致的“简单、高效、低成本”为目标，打造了“碳钢、特钢、不锈钢”三大专业化平台。2020年，马钢集团粗钢产量突破2000万吨，重钢粗钢产量较2015年实现翻番，八一钢铁、中南钢铁、鄂城钢铁较2015年分别大幅增长40.5%、54.2%、59.4%。

与此同时，重组整合后，通过龙头企业先进技术、管理、渠道和优秀人才的输出、升级和优化，使得被重组企业浴火重生。德龙集团重组新天钢后，新天钢不仅彻底扭亏为盈，而且粗钢产量也连创新高，2020年达到1994.5万吨，较2015年大幅提升37.7%；建龙重工在重组山西海鑫钢铁之后，相继收购了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全部钢铁企业，并重组包钢万腾、宁夏建龙等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大幅提升，粗钢产量较2015年增长100.2%，其中，西林钢铁粗钢产量由2015年的145.6万吨增长至2020年的410.5万吨，增幅高达181.9%。同样依靠管理输出实现粗钢产量大幅增长的还有五矿营口中板，较2015年增长36.9%。

（三）企业技术进步

一方面，工艺装备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钢铁企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薄板坯连铸连轧（ESP）、薄带铸轧（Castrip）、棒线连铸连轧等近终形制造技术逐步成熟并广泛应用，Consteel电炉、Quantum电炉等先进冶炼装备快速发展，促进冶炼周期一再缩短。当前，生产普碳钢转炉冶炼周期可以稳定控制在30分钟左右，更快的可以达到25分钟以内，先进的全废钢电炉冶炼周期也可稳定控制在40分钟以内，从而实现产能利用率的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智慧管控一体化的逐渐普及，开启了钢铁工业的第四次技术革命。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迅猛发展，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步伐不断加快，智能装备在劳动强度大、安全风险高、作业环境恶劣的多个生产环节得到广泛应用，打造了9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10家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宝钢冷轧建成“黑灯工厂”，鞍钢“5G+机器视觉”实现钢板的实时缺陷检测，首钢、宁钢、荣钢等企业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探索动态排产、能耗预测、决策优化等创新应用，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极致提升。

（一）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钢铁产业竞争力虽已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但在市场定价能力、高附加值产品、技术创新等方面与国外先进企业还有一定差距，国内粗钢低合金钢和合金钢占比仅50%左右，每年进口200多万吨用于国内重点工程、重大装备、国防军工等关键领域的钢材尚未实现自主可控，钢铁行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仅30家，全工序达到超低排放改造的仅14家（钢协公示名单）。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即由“老大”向“强大”转变，由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转变，重点是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既需要中国宝武、中信特钢等一大批优秀钢铁企业的引领，更需要所有钢铁企业的共同参与和建设，摈弃粗放发展模式，立足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致力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深耕于服务水平的提升，共建行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二）更有效率发展的需要

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低效供给，提升有效高效供给。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的就是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累计增长26.5%，较制造业投资增速高出28.7个百分点，处于工业行业领先地位。粗钢产量的高位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钢铁企业发展着眼于规模化的扩张，而不是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忽视高科技支撑、先进理念引领、优秀模式输出等。

（三）更加公平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6号）、《关于推动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我国钢铁企业数量巨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市场竞争更多聚焦于价格和服务，同时对于节能减排、产品升级、税收缴纳等供给背后的付出与贡献，尚未形成有效的公平竞争体系。钢铁企业以产量为纲，推动粗钢产量持续高位增长，有可能导致市场调节失灵，劣币驱逐良币，进而严重影响行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四）更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020年我国进口铁矿石量11.7亿吨，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铁矿石贸易市场70%以上，但进口量中83%集中来源于澳大利亚和巴西两个国家，存在较大的供应风险。此外，在上游供应高度集中和频繁“黑天鹅”事件影响下，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导致我国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降或亏损，不利于行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科学控制粗钢产量，可从源头减少铁矿石需求，降温和缓解铁矿石市场高涨行情，有益于降低钢铁行业原料供应“卡脖子”风险，促进我国钢铁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更为安全发展的需要

1967~2020年的54年间，美国、日本、印度、韩国分别生产粗钢51.68亿吨、55.32亿吨、18.24亿吨、17.44亿吨，中国粗钢产量为140.81亿吨，仅仅“十三五”期间，我国就生产粗钢46.18亿吨，如果不实施科学管控，“十四五”或将再生产粗钢50亿吨。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体现，就是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长期来看，我国单位GDP钢材消费强度进一步下降，钢材实际消费总量尽管仍将保持高位，但总体趋于波动缓降态势。在粗钢供给能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极易引发新一轮更为严重的供需失衡，进而引起系统性重大风险。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坚持全国一盘棋思维，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巩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构建科学管控长效机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即要素资源向优势地区、优强企业流动与集中，促进优势更优强处更强，推动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大力推动兼并重组，因企施策实施差别化管控。“十三五”期间，竞争力极强的和千万吨级以上的优强钢企牵头实施了一系列兼并重组，成为行业发展新格局的重要转折点：中低速增长与高质量供给的完美结合。两者占全国粗钢产量比例分别为43.2%、57.2%，起到了支撑行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作用；其增速分别为28.2%、30.4%，与全国31.0%的增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远低于竞争力较弱和产量规模较小的钢铁企业增速（300万~1000万吨级钢铁企业同期增幅接近40%）。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对于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重中之重就是立足规模优势，加强政策配套，通过兼并重组推动集群发展，不断提升供给质量，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结合产能置换、备案管理等产业政策，实现产能确实减量和产量有效管控的双重目的。

二是深入推动布局优化，因地分区实施差别化管控。北重南轻、北钢南运一直是影响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2020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天津等省市粗钢产量45310.2万吨，占全国比例43.0%，比2015年占比提高0.4个百分点；河北、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省份钢材运出量占其产量的平均比例达60%以上，其中山西接近70%、河北超过80%，同期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钢材调入量占其产量的平均比例却在100%左右。因此，应因地分区实施差别化粗钢产量管控，加大钢材净运出量比例较大地区粗钢产量管控力度，实现钢铁产业布局优化的重要目标。

三是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因势分时实施差别化管控。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环境、能源制约瓶颈，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现。截至目前，全工序或部分工序通过超低排放改造检测评估公示的钢铁企业仅14家，2020年合计粗钢产量约1.2亿吨，仅占全国粗钢产量比例的11%。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改造升级，并大幅增加了运营成本，但在钢材售价和经营效益上并未得到体现，如果在产能和产量控制中同样得不到差别化对待，将严重阻碍行业绿色发展进程。因此，应通过政策鼓励先进和倒逼落后，推动绿色发展和产量管控的同步实现：对于实现超低排放改造的优势企业、优势产能，各级政府不宜将其纳入产能压减、产量管控名单；与此同时，对于达不到超低排放标准的企业和地区，应加大限产力度、延长限产周期。

四是着力推动工艺流程结构调整，因业分类实施差别化管控。不管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建设，还是行业低碳发展的推动，工艺流程结构的优化都是重要环节。我国是世界钢铁工业生产中心，但电炉钢比例仅占10%，远低于世界30%的平均水平，而铁矿消耗、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重点均在铁前环节。当前，受限于电炉生产成本较高、产品结构调整较难、冶炼周期较慢，以及废钢资源保障较弱等诸多影响因素，电炉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仅在70%左右，平均较高炉——转炉长流程产能利用率低3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粗钢产量的管控要根据不同工艺实施差别化管控，一方面加快落实电炉特别是全废钢电炉企业差别化电价政策，另一方面就是在产能和产量双控方面，力争做到“不减、不搬、不停、不限”，引导和鼓励电炉钢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电炉钢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抛弃已有长流程产能而“一窝蜂”上马短流程，应该在着力推进转炉废钢比提升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电炉钢支持政策，稳步推进电炉钢发展。

五是逐步推动产品升级，促进用钢减量化。用钢减量化是减少钢材用量、实施粗钢产量管控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力度，切实做好高强钢结构用钢和高强钢筋的应用推广，切实推进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为钢材产品升级换代提供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加强钢铁冶炼企业与钢材应用产业深度融合，加大对高强高韧、耐蚀耐磨、耐疲劳、长寿命等钢材的研发和生产，共同制定行业标准，通过下游结构轻量化设计、轻量化材料、轻量化制造技术集成应用实现用钢需求降低。例如，浦项钢铁将韩国17家公司的23个产品正式纳入高端钢材品牌“INNOVILT”认证产品，共同推进建筑用钢市场升级换代；与金刚工业、辰方钢铁、韩进铁管等韩国钢管企业共同开发了超轻钢管脚手架用产品，并与仪曹产业和大韩建设产业等韩国用钢企业全面推广，脚手架用钢强度提升40%以上，重量减轻25%，在混合千斤顶支吊架产品强度相同情况下，重量减量50%以上。

六是适时推动进出口政策调整，促进中国国内大循环。我国钢铁生产始终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求为主，据世界钢协统计，2019年我国钢材出口比例折合粗钢产量占比仅6.6%，是粗钢产量2000万吨以上的国家中最低的。2020年钢材出口5367万吨，同比下降16.5%，出口比例进一步下降至5.4%。当前，国际钢铁产能合作蓬勃发展，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粗钢产量快速增长，为我国钢材钢坯进口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保持国内钢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保障钢材消费需求高位波动甚至小幅增长的需要。因此，通过进出口政策调整，取消或降低部分中低端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增补或上调部分高端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同时取消或降低中高端钢材钢坯产品进口税率，不仅能够有效支撑粗钢产量管控，还将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