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对于硬度的追求就已经衍变成一种崇拜，这种崇拜一直保留到现在。东方有着悠久深厚的玉崇拜，西方世界则对钻石拜膜有加；对玉和钻石的崇拜其实都是石器文化的遗风。中国发现并利用玉大约在黄帝时代，《越绝书》上说：“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由此可见，玉器完全是作为石器使用的，用来做兵器，或者是伐木的斧子，甚至锄地的耒。

中国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用现代化电动切割机器，切出一块15厘米厚的玉芯只需15分钟；但在8000年以前的玉器时代，工匠要取出同样的玉芯则需要几年的时间；如要琢磨成器，更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耗费几代人精力的“和氏璧”传奇，足以说明什么叫“价值连城”。玉器的最大意义在于开创了中国礼文化，玉玺成为皇权的象征；《周礼》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中国文字最早产生于镂刻于兽骨的甲骨文时代，然后经历铸造于青铜器的金文时代，再到勒于石碑的篆字时代。在相当长的历史中，石器的碑刻与印章一直是中国文字主要传播形式。从石器、骨器到玉器、陶器和漆器，再到金属，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黄金应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金属，因为它是自然存在的，不需要化学提取。这与钻石或者玉有相似的一面。金之后，接下来就是铜和锡。人们或许是在烧制陶器时学会了冶金技术。冶金的过程中，金属与石器分道扬镳。金属的可塑性使人类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材料，它比陶器和漆器更加珍贵，很快就被用来制作货币和礼器。青铜的硬度和延展性使人类逐步摆脱了对石材的依赖，石器时代终于被青铜时代取代。

希腊的克里特岛于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的青铜时代即夏、商、周三代。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礼器，青铜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开端，钟鸣鼎食孕育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权力。现代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1700斤，没有三五百人的手工工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根据铜与锡的配比不同，青铜合金可以形成不同的物理强度，因而可以适应不同的器物制造。《周礼•考工记》记载：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种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事实上，真正的青铜闪着黄金一般的光芒，并不像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那样布满绿锈。“越王勾践剑”历经将近3000年的岁月沧桑，据说至今依然锋利无比。真实的青铜质地仍然较软，故青铜兵器主要是用于刺杀，比如矛、戟、戈等。在所有文明中，青铜时代相对都比较短暂，它只是人类从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一个过渡。“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器才能做到”（恩格斯）。

与黄金和青铜相比，铁才是上帝赐给人类真正神奇的礼物，正如《古兰经》中所说：“上帝把铁送至人间，在那里它为人类提供强大的力量和诸多的用途。”

早期人类所用的铁确实都来自“上帝”，或者说“外星人”。从天而降的陨石铁（含铁90.85%）带给人类关于一种神奇金属的传说和体验。埃及人把铁叫做“天石”。在古希腊文中，“星”和“铁”是同一个词。因为陨石之难得，早期的铁是非常昂贵的，属于奢侈品。公元前1300年之前，炼铁术在安纳托利亚的希泰族是一个严守的秘密。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铁与黄金同价。在《尚书•禹贡》中，铁是仅次于金的贡品。由于铁很稀贵，所以它最初仅被用于小件的珠宝上。

早期的铁可能是公元前3000年赫梯人炼铜或炼铅时偶然产生的一种副产品，但铁在柔韧性和耐用性方面均大大超过了铜。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铁器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

公元前5世纪，欧洲早期的凯尔特人用木炭将粉碎的铁矿石，熔为海绵状的碳化铁，然后经过反复锻打，做成需要的铁器。将“石头”变成坚硬闪亮的铁器，这在中世纪都被视为一种神奇的事情，而铁匠也被当做具有神秘力量的人。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相信，铁匠拥有超自然力量，他们的技艺被视为神授的才能。

虽然铁在地球表面广有分布，但要把铁从铁矿石中提炼出来，首先要把矿石用高温烧化。铁的熔点（1535℃）比铜（1083℃）高得多，这使得它比铜难于熔炼。但更高的硬度与非常丰富的铁矿资源，又使得铁相对青铜来说更加容易得到，因此铁在各方面运用和需求很快便远远超过青铜。

对于铁的重要作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曾说，“铁一旦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原料，这意味着人类进化史上发生了最重大的事件。”与青铜相比，铁器时代的到来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恩格斯将铁器时代称为“英雄时代”。

铁器的出现迅速改变了社会从生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木犁装上铁铧后，耕地效率大幅提高。铁制农具使大量的林地被开垦为耕地，粮食产出大增。铁制工具使木匠如虎添翼，改变了建筑和舰船的面貌。“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学科。……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坚固锐利的、非石头的、或当时所知道的其它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恩格斯）。

铁制轮箍让车轮更加结实，从而使战车成为战争的利器。铁制武器被称为“历史上最好也最恶劣”的武器。由此看来，管仲将铁称之为“恶金”是几分道理的。铁匠们发现，提高铁里的碳含量就会生成更为锋利坚韧的钢，这种钢制的剑和铁矛使战争成为人类的噩梦。东非的马塞伊人认为，上帝禁止人类互相杀戮，而铁匠制造的刀枪引诱人们杀戮。因此在马塞伊人中，铁匠则属于贱民，不仅不能跟铁匠通婚，甚至不能提“铁匠”两字，否则会招引来狮子。这与雅库特人正好相反。

铁器一经出现，人类历史就马上发生改变。“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或消灭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没有铁器的新大陆成为铁器的试验场。历史学家认为，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与政治上的差异，成为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当西班牙殖民者身披铁甲、手持铁器来到新大陆时，面对石器装备的美洲土著战士，如虎入羊群一般。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样描述：

在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征服中，枪炮只起了一种次要的作用。当时的枪(所谓的火绳枪)既难装填，又难发射，皮萨罗也只有十来支这样的枪。在它们能够凑合着发射出去的那些场合，它们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身体甚少防护的印第安人的强有力的锐利武器。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无棱无锋的棍棒虽然也能打伤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但很少能将其杀死。西班牙人的铁甲或锁子甲，尤其是他们的钢盔，通常都能有效地对付棍棒的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护身软垫则无法防御钢铁武器的进攻。

铁器的出现导致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之商品和贸易就接踵而来。

在铁器文化中，钉子或许最有传奇色彩。在西方文化中，铁器最广泛的应用就是钉子。古罗马时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殖民探险时代，铁钉成为白人对土著最常用的交易货币。库克船长的水手常常用钉子作嫖资。“野蛮人”将白人的钉子视若珍宝，以至于为了拔取钉子，殖民者的船只屡屡被野蛮人冲击破坏。因为没有钉子，波利尼西亚人只能用绳索捆扎。

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专业化的趋势，因此钉子具有某种隐喻的成分。钉子在欧洲是最早实现专业化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甚至研制出机械化的、提高产量的轧制机和纵切机。1775年在英格兰，钉子制造业每年就要用去10000吨铁，雇用约10000名工人。亚当•斯密说过：“一个普通铁匠不如一个专业制钉工更擅长制造钉子”。一颗小小的钉子背后，是一种复杂的生产体系。

仅仅就钉子而言，中国似乎并没有超越手工生产阶段，钉子常常是铁匠的副产品。这种现象甚至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前的中国，精美的“洋钉”在人民公社的乡村仍被视为一种珍贵的物品。钉子的缺失，导致中国一直以复杂的卯榫连接来代替钉子，而且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更为“神奇”的螺丝钉。许倬云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中说：“在欧洲整个机械发展史上，有一个东西——螺丝钉，为中国所无。而这小小螺丝钉，却可决定我们火力、武器的发展与否。”

但就铸铁技术而言，中国领先于西方1300年。与铜的冶炼相比，冶铁需要更高的温度，这一方面导致鼓风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燃料的消耗。如果说在传统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什么发明值得中国骄傲的话，那么当推鼓风机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双向推拉的鼓风机使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产铁中心的地位。

中国从春秋战国即进入铁器时代。那位“江郎才尽”的江淹在《铜剑赞序》云：

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

《管子·地数》中有这样的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产铁地点约当产铜地点的8倍。春秋时代，齐国的铁冶业和制盐业并驾齐驱，管仲将“官山海”（盐铁税）视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连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杯葛盐铁国有化的史实。当时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官办铸铁局，垄断了铁器冶炼和制造。“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櫌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

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就已经生产铸铁；但直到13世纪，这种技术才随同火药一起传到西欧。古罗马时代，“中国铁”已经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货。这些通过安息传来的中国铁被罗马历史学家奥罗息斯称为“马尔吉”。10世纪晚期的中国生铁年产量就达到12.5万吨，而1720年英国的铁产量尚不足2万吨。直到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钢铁业始终执世界之牛耳。

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中国的铁》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中国铁的生产，在产业革命以前的世界史上，具有世界范围的意义。自战国时代中国即盛行使用铁器，到了汉代就形成了一个高峰。中国的铁一直被贩卖到罗马的市场上。汉代所以能给匈奴打击使它向西方逃窜，就是因为使用了铁质的武器。然而至三国以后，中国国内便感到铁不足用了。就连长伽和脚镣等刑具，以前本来是用铁制造的，这时也用木制品来代替。在这时代形成的北方民族的语言中，没有直接采纳中国语中“铁”这个字的痕迹。

可是从唐末到宋初，中国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一大事件，燃烧煤炭取得高热，并利用煤炭炼铁，使铁已有大量生产的可能。这就在世界史上出现了远东的优越地位。蒙古的大规模征伐即由于利用了中国的铁；在蒙古征伐的逼迫下，又发生了突厥族西迁的事件。在南海方面，中国的铁成为重要的贸易品，一直输出到阿拉伯半岛一带。

铁的优点是强度和延展性。根据碳含量的不同，铁具有从韧性到脆性等不同的物理性能，而钢的强度远远胜过其他常见金属。铁器远远胜过之前的石器和青铜，但钢铁的熔点几乎是青铜的两倍，因此熔化铁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只能使铁软化，而不能使它熔化；要得到一件理想的铁器，只能依靠不停地锻打。14世纪水力鼓风机出现以后，火的温度被提高到可以熔化铁的程度，铸铁才出现，这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液态生铁的铸造技术是人类步入铁器时代之后一个飞跃，从此以后，铁器能够以非常廉价的方式批量生产。这种工具变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铁成为廉价的、通用的、大众能够使用的工具和武器。

隋唐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灌钢法。“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也可能是铁价低廉，中国刀在工艺上不如倭刀，只能以厚重弥补刀的强度。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佩剑是一个中国传统绅士的身份标志，但韩信因为佩剑而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

在开放冶铁民营后，明代中国的铁产量进一步超过宋朝时期，在永乐初年（1403年）的铁产量超过16万吨，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号称世界第一钟的“永乐大钟”重46500公斤，钟内外铸满佛教经咒达22万余字，其冶炼铸造技术在当时绝世无双，北京大钟寺因此钟而闻名。中国最早将铁用于桥梁工程，建于成化年间（1465年）的霁虹桥被李约瑟认为是“世界现存的唯一最古老的铁索桥”。

早在罗马时代，欧洲就已经普遍地使用铁器。罗马军团全身披挂铁甲时，秦始皇的虎狼之军还是皮甲。骑士时代的欧洲实际是人类第一个钢铁时代，其铁器加工技术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制铁业的专业化导致了更精细的分工，如铁匠、钉匠、刀匠、锁链匠、盔甲匠。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将木炭作为冶铁的唯一燃料，好在欧洲有广袤的森林资源。远离欧洲大陆的格林兰岛虽然有铁矿石，但因为没有森林和木材，导致铁器奇缺，常常连修船的钉子都没有。森林的再生速度毕竟有限，随着冶铁业的迅速发展，欧洲各地的森林资源很快就消耗殆尽。每一座高炉既是生铁的生产炉，也是森林的焚化炉；森林再生的速度根本无法与高炉吞噬的速度相比。

在英国，冶铁业成为燃料黑洞，遭到全社会的指责：“都是炼铁厂把英国的树木吞掉了。”虽然英国并不缺少铁矿石，但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森林资源，伊丽莎白时代不得不限制高炉数量。木材资源的枯竭，致使英国冶铁业日渐步入穷途末路。1720年，英国总共只剩下60座高炉，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生铁。1750年，英国有80%的铁来自森林资源丰富的瑞典。

18世纪末期，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到5%到10%。人类的滥砍滥伐使欧亚大陆的大片森林逐渐消失，沉睡在地下亿万年的煤出现了。其实在森林资源同样稀缺的中国，很久以前就已经用煤来作为冶铁的燃料。

煤与铁的诡异结合，与其说是挽救了森林，不如说彻底结束了一个延续达数千年的木器时代；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之休戚与共的森林和木材逐渐离开人类远去。木器时代走向终结，一个不可思议的铁器时代降临了。来源充足的煤大大降低了炼铁的成本，钢铁成为一种比木材更加廉价和易得的东西；而且钢铁的生产速度远远超过森林的再生速度，甚至它不受任何大自然的制约。

1762年，斯米顿引进了水力风箱，大大提高了高炉的温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煤和丰富的铁矿石相结合，使英国率先从木器时代进入钢铁时代。新创的搅铁法大大缩短了生产时间，提高了铁的产量，将以前12小时生产1吨棒铁提高到15吨，效率提高了15倍。随着革命性的坩埚炼钢法的广泛采用，英国迅速由一个钢铁进口国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国。1720年英国铁产量仅为2万吨，1770年达到5万吨，1800年13万吨，1806年上升到25万吨，到1850年英国每年可产250万吨，1861年更增长到380万吨。铸铁和锻铁的产量都有增长。产量增加的同时，价格大幅下跌。1801年每吨熟铁22英镑，到1815年只有13英磅。英国铁产量的迅速增长和价格下降，使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

铁很快就占领了木器主宰的传统领域，从桥梁、车辆、船舶到建筑。廉价的钢铁全面替代了已经枯竭的木材，建立在煤与铁之上的工业时代全面来临。

铁器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欣喜若狂。第一代钢铁大王约翰•威尔金森将自己得意的头像铸造在钱币上。1776年，他建造了世界第一座铁桥，这座跨度达100英尺的拱桥共有3条铸铁拱肋，甚至连桥面都是铁板铺就的，但结构上完全仿造木制桥。当他造出第一艘铁船时，人们真的相信他是一个“铁疯子”——因为没有任何正常人会相信铁可以浮在水上。在1786年7月的赛文河上，人们却没有看到这个疯子制造铁船沉入水中。

威尔金森的世界完全是一个铁的世界：铁船、铁路、铁车、铁桥、铁房子、铁门、铁窗户、铁床。他为自己打造了一把铁椅子，还为自己制造了一口铁棺材。他在1808 年逝世时，人们按照他的遗嘱想把他放进铁棺材时，却发现他太胖了。

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威尔金森的后铁器时代，汽车、钢桥和钢构建筑。

在欧洲，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或许是铁制餐具。从远古时代开始，欧洲人除过迫不得已的对食物的切割，一般都是用手直接抓住食物吃。铁器时代的到来使廉价的刀叉餐具很快在平民中普及，到19世纪基本结束了“手抓饭”状态。但在麦当劳和肯德基等西式快餐店中，除过吸管，基本仍是不存在什么餐具的。

从某种意义上，威尔金森算得上是瓦特蒸汽机的催生婆。1775 年，威尔金森发明了能精密加工炮筒的镗床。瓦特蒸汽机对汽缸和活塞的加工要求甚高，而镗床的出现恰逢其时。威尔金森的镗床以水车驱动汽缸材料旋转，让刀具从材料的纵方向上前进，对汽缸内部进行切割。用这种镗床加工直径1.8米的汽缸，误差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厚，这在当时属于极高的精度。镗床加工技术使汽缸内壁与活塞配合更加严密，大大减少了漏气，自然提高了蒸汽机的功率。如果没有威尔金森的镗床，那么瓦特就无法制造出他的高效率蒸汽机。

这说明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这两件发生在同一时代的技术革命必然要互相依赖。

在钢铁的所有用途中，机器的位置是不言而喻的。具有非凡硬度和延展性的钢铁天生就是制造机器的最佳材料，它是石材和木材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钢铁就没有机器，机器时代到来的前提就是钢铁的普及化。铁和钢既具有无比的拉力和抗压力的特点，又具有形成各种形态并且无限期地保持该形态的性能，因而变为许多工业的无与伦比的原料。“铁疯子”威尔金森成为传统木器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人物，将人们引向一个真正的机器时代。

随着钢铁机器对木器的替代，棉纺织业越来越依靠金属机械行业。1803年，霍洛克斯制造出了第一架铁制织布机，从此纺织机械终于走出了漫长的木器时代，铁制的机器在各处都已代替了木制的机器。

在传统冶铁工艺下，钢因其优越的强度与硬度更受重视，但要将普通的铁加工成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古代日本铁矿资源匮乏，因此不得不在钢铁精加工技术上精益求精，不容丝毫浪费。早在1200年之前，日本传统的制刀工艺就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武士刀做工十分精致，堪称工艺技术的极品。它的刀刃用钢经过反复的淬火折叠打造，直至把刀刃面锻造成由32768层牢牢凝炼成的一个整体为止，每层只有0.00025毫米厚。这种工艺要求热处理必须十分精确，这样才能使刀刃不仅无比锋利，并且非常柔韧不易折断。为了达到这种质量，制造刀具的过程必须遵循严格而古老的程序。在古代技术下，工匠们常常根据早上的阳光所折射的色彩来控制温度。在古代国际贸易中，“倭刀”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出口商品。

英国神童贝塞麦在他18岁时就发明了邮票印刷机，1855年，他发明了划时代的转炉炼钢法。转炉炼钢法进一步将人类从铁时代带进了钢时代。以前要几个星期才能炼成10吨钢，如今仅仅需要10几分钟时间。大批量生产优质钢在费用上与铸铁和锻铁一样廉价，而此前钢的费用几乎等于锻铁费用的5倍。短短数年之间，钢的价格下降了一半，而产量翻了几番，大量廉价的钢材被用来制造各种工业机器、运输机器和战争机器。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从1865年到1898年，英国钢轨价格从每吨165美元下降到18美元，而同期的铁轨价格则从99美元降到46美元，而且钢轨的使用寿命是铁轨的6倍。在1870年到1900年的30年间，世界铁产量增加了16.6倍，而钢产量增加了120倍。

1865年，英国铁产量为481.9万吨，遥居世界第一。极盛时期的联合王国成为第一个钢铁王国，它生产了全世界53%的钢铁、50%的煤，消耗了全球一半原棉产量，全世界1/3的商船挂着英国的旗帜。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拥有50%左右的世界现代工业能力。

在1838年纳斯密斯蒸汽锤开始普遍使用以后，钢材加工技术已经非常完善。1863年诞生了第一艘钢壳船和第一辆钢铁机车，一个无所不能的钢铁机器时代开始了。一位英国爵士感慨地说：“钢铁的气质已经把我们英格兰变成了一个带铁面具的人。”

萨瓦奇在《运输经济史》说：“怎么高估铁路的影响都不过分。”铁路是历史上推动经济起飞的最强有力的单一因素。理查德·雷诺兹从1767 年起，就用铁轨来代替那些把科尔布鲁克戴尔的矿山与高炉联系起来的木轨。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英里铁路。铁路与火车成为人类命运的象征，历史如同火车这个钢铁巨兽身下冰冷的铁轨，伸向无穷的远方。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说：

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渠，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流于一种乡土气。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铁路完全是钢铁的产物。每一英里早期铁路需要约700吨铁。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铁路建设高峰期，铁路消耗了美国钢铁产量的一半以上。直到1880年，美国的钢产量才刚刚超过100万吨；到1913年，美国钢产量已经达到3100万吨。一个英国宪章派织工的儿子来到美国30年后，成为美国钢铁业的缔造者，也成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化身，他的名字叫做安德鲁·卡耐基。钢铁大王卡耐基说过一段无可非议的大话：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2磅铁石，并运到相距 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 —— 这4磅原料制成1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1分钱。

从拿破仑战争开始，钢铁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惠灵顿公爵被称为“铁公爵”。随着普鲁士在铁路时代的迅速崛起，年轻的俾斯麦使普鲁士容克地主们确信，一个伟大的德国将以“血和铁”，而不是靠议会民主来实现统一。创立于1811年的克虏伯工厂，它所制造的武器帮助新统一的德国武装起了一支独步欧洲的强大军队。

1851年，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在海德公园举办了“万国工业成就大博览会”，即首届世博会。维多利亚女王称之为“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最惊心动魄的空前大观”。

由3300根铁柱、2300条铁梁和84000平方米的玻璃，用9个月时间建造的“水晶宫”，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建筑秩序。设计者帕克斯顿因此从“无知的花匠”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建筑之父”。钢铁与玻璃彻底将建筑从传统的沉重的土木结构中解脱出来，水晶宫成为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象征物。“水晶宫”所体现的现代文明展示了理性与科学所代表的未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水晶宫当成理想国的原型：人类社会从游牧时代、古希腊、中世纪、18世纪最终走向“光明而美丽”的未来；水晶宫时代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人充分就业、男女平等、文化繁荣的光辉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保持着对现代的警惕和批判，他将“水晶宫”理解为没有苦难、也没有自由和个体创造性的单调的“反乌托邦”；“水晶宫”是自由的终结，也是人的死亡，“水晶宫”其实是现代的“巴别塔”。

钢铁对于埃菲尔，就如同石头对于罗丹。纪念美国革命100周年的自由女神和纪念法国革命100周年的埃菲尔铁塔一起，成为钢铁时代到来的丰碑。艾菲尔的这两个钢铁作品代表着未来，它们不仅展示着一种关于美的全新理念，而且开启了一种钢铁时代的全新建筑风格——摩天大楼。

30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刺破了现代的天空，7200吨锻铁构成的1500多根巨型预制钢梁和18038个部件，被250万个铆钉紧紧地凝固在一起，精确度达到毫米级。700万个铆钉孔的标准公差只有0.1毫米，20个铆接小组每天装配1650个铆钉。整个铁塔完全按照现代工厂方式生产安装。据说它对地面的压强只有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坐在椅子上那么大。这座顶天立地的A字形“镂空雕塑”在1889年3月31日落成后，不仅成为当时世界最高的建筑，也成为工业成就的凯歌和科技进步的“铁证”。

艾菲尔铁塔向世人展示了史诗般的物质时代，和钢铁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铁塔落成之初，却引来无数批判和攻击。有位数学家计算后宣布，铁塔建到221米时将被自身压垮，更多人断言铁塔将被大风吹倒。埃菲尔告诉人们，铁的“强度重量比”远远大于石头和木材，但包括小仲马和莫泊桑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座“灾难和绝望的灯塔”：

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表示愤怒，进行抗议，抗议巨大的埃菲尔铁塔的修建，这一咄咄逼人的铁制品，这一丑陋的骷髅，即便是商业化的美国，也不能容忍它的存在。

埃菲尔铁塔原本为1889年巴黎世博会而建。按计划，铁塔将于1909年拆除，但20年后的巴黎，却已经不能没有这个玉树临风的“铁娘子”。1910年5月23日，埃菲尔铁塔开始正点报时，信号覆盖远达5200多公里，与地球同步的世界时间终于诞生。30年之后，法国人赞美道：“天哪，她的设计者对地球引力具有多么准确的认识啊！”1945年，希特勒下令巴黎城防司令肖尔梯兹炸毁埃菲尔铁塔，被这位纳粹将领断然拒绝。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古代巴黎的象征，那么埃菲尔铁塔就是现代巴黎的标志。当然，它也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自杀平台。

“一切始于世博会”，在世博会上诞生的水晶宫和埃菲尔铁塔树立了钢铁时代的图腾。如果说钟楼是古代城市的标志，那么从埃菲尔以后，铁塔就成为现代大都市的标志。钢铁堆砌的电视塔、观光塔、旅游塔，作为每个城市制高点和现代地标，愈演愈烈地演变为一种宗教狂热般的权力美学。

鸦片战争中，中国木船面对英国的钢铁战舰一败涂地，更令天朝精英们惊讶的是，洋人们连吃饭都用的是铁制刀叉。随后，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大张旗鼓地拉开中国走向现代的序幕。

以“清流”自居的张之洞堪称中国的“铁疯子”，他非常看重铁在国家力量中的重要性，首先创办了著名的汉阳铁厂（湖北铁政局）。他在给慈禧的奏章中详细列举了“土铁”与“洋铁”对天朝的影响，俨然一个冶金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

宣统元年（1909年），由德国泰来洋行修建的兰州黄河铁桥竣工通行，钢材水泥均由德国进口，仅运费一项就耗银超过12万两。陕甘总督长庚就铁桥工程用款上奏宣统皇帝称，包括包修价、运输价及各项支出费用，铁桥“实用库平银三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两八钱九分八厘四毫九丝八忽”。该桥保固期80年，1989年德国方面致函兰州，询问铁桥状况并申明合同到期。

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从1880年中国建成第一条铁路和造出第一辆蒸汽机车，到1911年，中国已经建成铁路将近10000公里。1911年5月9日，大清中央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汉阳造”的枪声中，权贵们的天朝旦夕间便覆灭不存。

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从1949年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重新踏上斯大林走过的道路，这些农民精英对钢铁有着超乎寻常的狂热和痴迷，齿轮成为国家的新徽记，“人民币”的主题是汽车、轮船、车床、钢炉和铁桥。这场从农业到工业铁血转型的唯一代价就是人。“让钢铁元帅升帐”，在农业陷入一片卫星攀比中的同时，钢铁成为官方主导下的一种全民崇拜。

“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工人日报》）。中国政府1958年设定的钢铁产量为1070万吨，这是1957年的两倍。在全民体制下，一场大炼钢铁运动横空出世，数不清的土高炉拔地而起，遍及中国农村和城市，乃至中南海。为了完成这不能完成的任务，人们被迫将各种铁器投入高炉，甚至包括生产工具、餐具和女人的发卡。在科学和启蒙双重缺失的背景下，这场工业革命无疑成为一场无知无畏的闹剧和焚琴烹鹤的浩劫。比“中药炼钢”走得更远的是，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他们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全部砍倒后推下山沟，与矿石和收来的破锅烂铁混在一起，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

1851年，爱尔兰饿殍遍野，英国在海德公园水晶宫骄傲地宣布，“世界工厂在这里！”160多年后，世博会终于来到“世界工厂”中国。中国以一个官帽状的木制斗拱来显示中国的不同，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钢铁帝国。

钢铁不仅成为现代的标志，也成为一个时代政治的图腾。共产党将铁锤和镰刀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符号，这两件最简陋的铁制工具与资产阶级的钢铁机器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铁锤和镰刀是作为机器的反动象征存在的，这种反机器的姿态宣示了传统手工业者的不屈和抗争。

欧洲传统中，镰刀也是死神的权杖，镰刀与斧子作为最原始的武器，也是一种暴力象征。在革命风云尘埃落定之后，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成为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它们又选择两个了不同的新国家图腾：专制国家选择了齿轮，民主国家则选择了天平。美国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苏联人则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则无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其实是消灭了社会的国家主义。历史是如此吊诡，在资产阶级将国家驯化为一个服务公民的工具时，无产阶级将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奴役民众的机器。无论作为旗帜或者墓碑，斯大林的名字都是一种象征——“铁人”。